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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这么厉害的人为什么会失败?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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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王莽的改制,严重脱离了社会实际,既触动了豪强地主、富商大贾乃至一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也给广大下层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干扰,进一步激化了西汉后期以来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他成为社会各个集团、各个阶层反抗的主要对象,成为众矢之的,造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绿林、赤眉起义等。

  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

  到了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导致新朝的灭亡。

  王莽也意识到政策的失败,改革三年以后,王田,奴婢可以私自买卖了,他又想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对外战争中去,确遭到了临近部落氏族如匈奴的反对,在战争中他增加赋税,强征民夫,使得社会,阶级矛盾加剧,因此各地造反军队纷纷起义,赤眉绿林军才得以诞生。

  总而言之,王莽改革没有从实际出发,忽略了国情,也没有以正确方式解决国内矛盾,反而使矛盾加剧,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当王莽实行改革时,为了达到尽善尽美的目标,不惜得罪所有的人。例如,对社会矛盾的焦点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

  每个不足八个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人可以根据制度受田。还规定,对胆敢说“井田圣制”坏话的人,违反法令造谣惑众的人,都要押送到边疆去。

  王莽(公元前45年12月12日—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政治家,改革家,魏郡元城人(今河北邯郸大名县),新显王王曼长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侄。新朝开国皇帝,公元8年至23年在位。

  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人虽然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实际上却是沽名钓誉之辈。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在汉哀帝早亡、皇权旁落的情况下,王莽乘机窃取大权。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统治末期,天下大乱。公元23年(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新朝灭亡。王莽共在位15年,卒年69岁,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短命朝代之一。

  王莽生于汉初元四年(前45年),父王曼,兄王永。他的姑姑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在王莽少年时,其父兄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们一起生活。

  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论语》。

  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王莽就是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都成为了当时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播。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并未留下子嗣。太后王政君在皇帝驾崩后当天就起驾到未央宫,收回传国玉玺。王太后于是下诏,要求朝中公卿推举大司马人选,群臣会意,于是纷纷举荐王莽,只有前将军何武与左将军公孙禄表示反对。

  两人于是互相推举对方,以示对王氏外戚专权的不满。不久后,王太后诏命王莽再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其后王莽拥立九岁的汉平帝登基,由王莽代理政务,得到朝野的拥戴。此后王莽的政治野心逐渐暴露。他开始排斥异己,先是逼迫王政君赶走自己的叔父王立,之后拔擢依附顺从他的人,诛灭触犯怨恨他的人。

  王莽知道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强化自己在朝中的势力,于是他主动巴结当时著名的儒者大司徒孔光。孔光是三朝元老,深受王太后和朝野的敬重,但为人胆小怕事,过于谨慎。王莽于是一边主动接近和拉拢他,引荐他的女婿甄邯担任侍中兼奉车都尉,一边以王太后的名义逼迫孔光为自己宣传造势,利用孔光上奏的影响力充当自己排斥异己的工具。

  于是上奏弹劾何武与公孙禄,将他们免去官职。后又以各种罪名陆续罢免了中太仆史立、南郡太守毋将隆、泰山太守丁玄、河内太守赵昌等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剥夺了高昌侯董武、关内侯张由等的爵位。与此同时,王莽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党羽,以其堂弟王舜、王邑为腹心,用自己的亲信甄丰、甄邯主管纠察弹劾,平晏管理机要事务。

  王莽平时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当想要有所获取利益的时候,只须略微示意,他的党羽就会按他意思纷纷上奏,然后王莽就磕头哭泣,坚决推辞,从而对上以迷惑太后,对下向平民百姓掩盖自己的野心。

  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因此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时,各地农民纷起,其中形成了赤眉军和绿林军两大军事势力。

  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同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

  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问杜吴王莽的尸身在哪,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尸体。 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

  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

  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

  王莽改制的一系列举措非但没有起到一定的成效,反而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甚至进而导致汉王朝积蓄已久的弊病一下子爆发,引发了一些农民起义活动,最后也造成了王莽身死朝灭的悲惨下场。

  王莽改制的初衷来说,并没有太大的过错,也是想着改革社会问题,巩固西汉的统治,只是王莽本人的性格问题和当时的土地兼并的社会问题太过严重,阶级矛盾深化,内忧外患不绝,所以导致了王莽改制的结果就如他本人最后的下场一样不得善终了。

  王莽(公元前45年12月12日—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政治家,改革家,魏郡元城人(今河北邯郸大名县), 新显王王曼长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侄。新朝开国皇帝,公元8年至23年在位。

  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人虽然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实际上却是沽名钓誉之辈。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在汉哀帝早亡、皇权旁落的情况下,王莽乘机窃取大权。

  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统治末期,天下大乱。公元23年(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新朝灭亡。王莽共在位15年,卒年69岁,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短命朝代之一。

  王莽改制又称王莽新政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的“托古改制”。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

  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刘婴)的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作为新朝都城,王莽开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王莽开始进行的全面社会改革。

  王莽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废止奴隶制度,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不停回复到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

  但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到了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导致新朝的灭亡。

  王莽在改制中,王莽食古不化,竭力复古,最终导致改制的失败。王莽一向认为,“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把一切政令、设施都弄得古色古香,一部《周礼》几乎是王莽新政的蓝本。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大儒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羡慕不已。

  王莽“性躁扰,不能无为”,好逞威风,博求虚名,轻于改作,但又对改制中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致使许多措施半途而废,或者仅限于法令条文的颁布。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结果是币制改革一次,社会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至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

  王莽代汉前,其声名已十分显赫,连皇帝、太后都对他恩宠有加,百姓、士大夫上书称赞王莽的更是络绎不绝。王莽经常自以为他的法令条文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对忠言直谏者,常不能正确处理。如大司马严尤上书,陈述对匈奴作战的困难及不利条件,建议停止对匈奴的战争,集中力量农民起义,结果被王莽贬去大司马之职。

  当有使者如实报告农民起义的缘由是法令苛酷、剥削沉重时,王莽根本不信,认为是造谣,立即罢免了使者的官职。

  天时对王莽改制也是极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阶段之一,见于记载的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区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如此大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下也会造成巨大损失,何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在同周边各民族的关系上,王莽一改西汉自昭宣以来建立的平等友好关系,妄自尊大,使中央政府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趋恶化,直至爆发连年战争。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称帝后,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为由,将西域各国的王改封为侯,从而引起了西域诸国的普遍不满。

  此后,王莽在一系列同西域的关系问题上都处置不当,西域诸国先是互相征伐,继而攻杀西域都护。天凤三年(16年),王莽派五威将王骏等人率兵出征西域,被西域诸国联合袭杀,几致全军覆没。

  王莽将少数民族王贬为侯的命令也引起了“西南夷”的不满。封地在今云南广南县一带的句町王怒不从命,被王莽处死。于是,句町王之弟承便率众起兵,饱受王莽政权压迫的西南各族人民趁机起而响应。尽管王莽曾派几十万大军一度将句町的反抗活动平息,但西南各地的武装反抗一直延续到东汉初年。

  王莽为准备对匈奴作战,在征发内地兵员的同时,还向臣服于汉的高句丽征兵。这便引起了高句丽人民的反抗。始建国四年(12年),王莽派严尤出兵,征服了高句丽,将其改名为下句丽。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王莽改制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上会变为反对者。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阶层也会如此。

  王莽改制中的改名。王莽要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他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民众深重的灾难。 [27]

  王莽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王莽称帝及其改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产物,是西汉末年以来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矛盾的反映。王莽施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措施,虽然目的是要解决社会危机,维护其统治。

  但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措施,既触动了豪强地主、富商大贾乃至一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也给广大下层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干扰,进一步激化了西汉后期以来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他成为社会各个集团、各个阶层反抗的主要对象,成为众矢之的。

  王莽新政的失败,是西汉没有前车之鉴、发展失败的延续。在当时,它需要官僚体系治理国家,但是无法制止官僚作为利益集团,疯狂掠夺国家的财富;国家放开土地,鼓励竞争,就会引发土地兼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如果将土地收为国有,平均社会财富,又会违背人类竞争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

  这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华帝国的悖论,此后2千多年里,任何王朝,都没有逃脱西汉帝国谱写的命运。

  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

  对比王莽夺取西汉政权前后的不同表现,感觉王莽就像被人穿越了一样,之前的王莽是古人,之后的是个逗比的穿越者。

  展开全部王莽何以会失败,曾引起中外学者的争论。50年前,还有人张扬他为“初期社会主义者”。其实这个比拟不合实际,而且王莽的败亡,有他亲身实历的前后史迹足以解释,用不着我们提供没有发生的情事作假说。

  王莽新政涉及虽多,其要点不难缕列。其一是称天下之田为王田,亦即土地国有,各家室占领的面积及使用奴隶人数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买卖。其二则为作“五均”“六管”,也就是政府经商,也用金银布匹大钱五铢钱下至龟贝造成一个彼此能互相更换的货币制度。一为农业政策,一为商业政策,也符合传统所谓“食货”的范畴。其理想则是农民都有田种,货物既流通,价格也公平,高利贷则绝迹。

  这种理想,牵涉国家社会的根本,目标远大。可是根据这改革者自己所发诏书的揭示,汉初以来假设全民平等的赋税制度,因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经名不副实。新莽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月禄才得帛一匹,“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这时候还以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纸文书颁布,则天下怡然景从,也未免太乐观了。

  西汉与东汉之交,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间士族大姓兴起。二是官僚机构膨胀,据估计中央地方官吏逾13万人。光武帝刘秀崛起于民间,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为后者所羁绊;王莽则反是。他不能与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诏书和他们作对。他虽改长安为新安,仍是与积习难返的官僚机构结不解缘。均田则应在农村着手,政府经商也要组织普通商人作第二线及第三线的支持。他对这些事全未着意。

  今日我们读《汉书》里面的王莽传,不能忽视此人书呆子的“气派”。比如他用“五威将”巡行各处,乘“乾文车”,驾“坤六马”,各人“背负莺鸟之毛”。他又分大郡为五,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匈奴单于被他改为“降伏单于”,所辖国土人民也被分为十五部。高句骊则降为“下句骊”。

  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时总是接受外间至大的压力,也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然则,他也有很多我们在今日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兜须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不及时的产物。因为统治这庞大帝国,包罗万象,即使博士顾问,也必须保证对万绪千头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权之万能。于是只有将原始片面的见解牵扯着笼罩着去推衍出来一个内中凡事都能互相关联而有规律性的宇宙。

  在汉朝提倡“天人合一”的著名人物,首推董仲舒。他对武帝策问时就已提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的解说。他的《春秋繁露》,更是阴阳五行的渊薮。凡是春夏秋冬,东西南北中也都与木火土金水有关,也与五官五味天地父子“各如其序”。董仲舒自己言灾异,几乎闯下大祸,幸经武帝赦免。可是阴阳五行的假科学经此一代大儒的提倡,成为众所周知的真理。因为“火居南方而主夏气”,又与军事相配,所以《汉书》五行志指出汉武帝几次伐匈奴都在春夏之间有大旱之年施行,只是书里没有讲明究系因天旱而动干戈,或是因为起兵戎而有旱灾,或者两者都因“夏气”旺盛之故。同书天文志也指明“经常星宿”(常见的星和星的集团)“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从西汉到东汉,这种信仰只有变本加厉。《后汉书》的仪礼志更记载冬至日来临之前夜,京城百官都于夜漏未尽五刻时(约等于现在晨六时)穿黑衣服,迎气于“黑郊”,行礼毕,改穿红色袍服。乃是因为冬至那天昼夜最短夜最长,以后白昼渐长,黑夜趋短,也就是阴去阳来,朝廷也要集体的相时而动,才能“承天理物”。也还要在那一天权量水之轻重,确定晷影之长短,并且调整乐器。这也就是乘着“节气”之气,对凡与数目字有关的工具,给予一番饬备。

  凡是一种动作,都有阴阳的关系在内,凡是数种事物,既有自然赋予的一定序列,则可以用数目字解释,并不与现代科学冲突。就是拥护王莽的刘歆,解释下雨为阴气不能上达,阳气又无可下透,也可以说是用一种美感的方式阐述一种物理现象。所以李约瑟说中国哲学家猜测自然的奥妙与希腊思想家不相上下。我们则觉得希腊思想家还只认为自然法规须待断的发现,才能不断的展开。汉代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等则以为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已在掌握中,并且自然的现象,正常与非正常,都与人事有关,凡人一眼即可看穿。这当中已有一段很大的区别。而中国思想家最大的负担,则是他们所揭开的知识很难与朝政分离。

  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这也证明专制君主需要一种意识形态做他的张本,臣下很难抗拒,因为不支持它,就是反对他。郑兴只好服输,自己承认学术浅陋,不如圣见高明,才得脱身。

  在同样的情形下,我们也可猜想以当日文字传递的艰难(纸张仅于公元105年前后出现),加以政府收揽读书人之广泛,凡与当局意识形态格不相与的知识就很难普及。东汉之张衡作浑天仪,又于公元132年作地动仪,能不待各处报告,预知何方地震。他的浑天说,称天如鸡卵,地如卵黄,日行一度,共365又4分之一度,他又算出圆周率为3.1622。可是他为宦官所谗,自己也不如意,还不敢向皇帝直说,“及后之著作,多不详典,时人追恨之。”这和董仲舒所著“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有霄壤之别。比张衡还要早约50年的王充,对当日迷信作有系统的批判,所著《论衡》二十余万言,但是他人为“异人”,书为“异书”。《后汉书》里写他的传记,只聊聊数十行,除了说他所著书,“始若诡异,终有实理”之外,无一字一句抄录。可见得以知识本身为目的的知识,总有与时尚不合的趋势。

  从这些观点出发,我们回头看王莽:《隋书》经籍志说:“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从此也看出新莽与光武帝刘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带有神秘性的色彩,去支持他们的帝业,并无基本的差别。可是除此之外,刘秀注重实际的组织,有步骤的达到他的目的。王莽则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作他的传记者只要把他的诏书书前后摘录,也可以给人看出这位改革专家,实际上仍是一个大书呆子。

  公元9年,王莽颁诏,宣布天下土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一律不得买卖,按照所在的井田制,一夫一妻受田百亩的原则分田。“此举的实质内容是冻结土地,奴婢买卖,以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但他不顾社会环境变化和历史发展趋势,照搬古制,脱离现实。” (引自教科书 张帆老师著,103页)。所以这激起贵族官僚的反对,与此同时,奴毕业还在黑市中进行,丝毫没有缓解社会矛盾。终于在3年后这项法令被废止。

  这项措施缘于汉武帝时期,它在当时能起到抑制富商囤积居奇,过分剥削,增加国库收入。这是因为汉武帝能够控制这些富商,而王莽所任命的“五均,六管”官员都是当地大富豪,他们与官吏勾结,巧取豪夺,使“五均,六管”成了官商渔利的工具,从而加剧了贫富差距。

  “无均,六管”最早出现于中,这是王莽复古主义的一种体现,他无视经济规律,盲目复古,最终导致失败。

  查阅相关资料发现,王莽时期的货币一共有28种,甚至把早已被历史淘汰的龟、贝拿来使用。这样复杂、落后的币值,百姓如何能够接受,结果有人抵制新币,有人私自铸币因此许多人被捕、被杀、沦为奴婢,是全国人口减少一半,这同样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体现。币制改革加速了新王朝的灭亡。

  王莽附会西周官制,恢复公、侯、伯、子、男五爵,滥加封赏。朝中大臣的官名也都恢复古制。郡县名称也变来变去,有的更改达5次之多。王莽这种根据古籍改名称,想把新朝的典制改的与经典一致的做法,只是他追求虚荣的一种表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受儒家学说影响之深。

  公元23年10月1日,王莽被起义军中的商人杜吴杀死。从此,之通知了全国14年的新莽政权结束了。

  历史上像王莽这样通过“和平演变”夺取政权的例子是很少的(只有武则天是这样),大多数政权都是通过武装起义夺得的。所以这个政权必然具有特殊性。在王莽刚刚上台时,歌颂者极多,而当他败亡时,学者们都开始唾骂它篡汉。东汉王充认为王莽是最坏的人,他因邹伯奇的话说:“桀、纣之恶不若亡秦,亡秦之恶不若王莽。”翦伯赞曾说过:“王莽成了篡逆者的符号。”这说明百姓们认为天下不是刘家一家的,而是属于全天下人的,老百姓反对王莽不是因为他篡汉。那究竟是什麽原因导致新朝的灭亡呢?我认为是王莽在执政后一系列改革措施不力而造成的。

  曾经有人所过:“如果一个靠政变夺取政权的皇帝没有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的话,那他就会成为是世人攻击的。”王莽不幸就是这样。他的改革措施目的是要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但他慕法上古,改革措施多遵循古制,无视社会发展规律。他以周公,尧、舜作掩护,掩饰自己篡汉;他是研究《礼经》出身,所以在各种礼仪上处处都要按章办事,追求虚荣;在经济上,他的政策不但没有缓解社会矛盾,反而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扰乱了市场秩序,弄得民不聊生;在对外关系上,他妄自尊大,藐视少数民族,引来无休止的战争。王莽如此之国,怎能不败。

  另外,王莽在称帝之后,再没有了以前那种节俭、大方、慷慨的作风。他改革币制的目的就是从民间聚敛钱财,至死时,他的国库中还有60万辆黄金,而此时的他又极其小气,指给上前线钱,令军对上下普遍不满,在接触到起义军后一触及溃。王莽虽比汉朝皇帝勤政许多,但他丢掉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法宝——以高尚品德换来的民众的支持,这也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莽的改制是失败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完全否定一个人,抛开想为篡位制造舆论不说,他的种种善行在现在也是值得提倡的。另外,西汉儒者崇古,经常称尧、舜、禹是黄金时代,贬斥当今,王莽为此作了试验,证明了一切按《周礼》的制度来治国是行不通的。此后再没有政治家想要恢复古制。知识王莽给后人提供的前车之鉴。

  总之,我们应该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又辩证的方法分析一个人。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就能够很客观的分析王莽。他对王莽的事迹和别人对王莽的评价都如实的载入。是《王莽传》成为《汉书》中最长的一篇,共156页。他在《王莽传》最后有明确的议论,曰:“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这些都是对王莽称帝前良好品德的称赞。对于王莽的败亡,班固认为是:“色取仁而行违,”表面装成仁者的样子,而实际行为却违背仁道。但班固还提到王莽篡位后,利令智昏,独断专行,祸害天下。这些评论虽然带有“袒刘”的色彩,但基本上还是符合史实的。我们在对待一个历史问题是,也应该有史学家那样严谨的史学态度,这样才能符合事实地给一个人定论,给后人留下一部真实的历史。

  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权,“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莽倒是真心诚意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权,那么在他当了新皇帝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而他推行的实质性的改革却都是在当了皇帝以后。王莽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他的改革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上会变为反对者。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阶层也会如此。

  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增加王侯官员的俸禄和供养学者的开支,势必减少农民土地,提高百姓赋税;而要缓解土地矛盾,减轻百姓赋税,只有削减朝廷开支,裁减贵族官僚,限制他们的土地占有量;绝对难以两者兼颐。

  当王莽实行改革时,为了达到尽善尽美的目标,不惜得罪所有的人。例如,对社会矛盾的焦点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每个不足八个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人可以根据制度受田。还规定,对胆敢说“井田圣制”坏话的人,违反法令造谣惑众的人,都要押送到边疆去。

  大地主豪强当然会激烈反对,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不止一井,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要割他们的肉。他们占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受”了的土地。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王莽对货币的改革,开始时模仿周朝的子母钱。以后又不顾五铢钱从武帝时开始已经生产了280亿万的现实,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却没有信用的各种新货币。受到百姓抵制后,还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规定携带使用五铢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同样处罚,流放边疆。

  由于王莽定下了过高的目标,又深受“夷夏之辨”的影响,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

  王莽要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他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人民深重的灾难。

  王莽泥古不化,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天时对王莽也是极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阶段之一,见于记载的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区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如此大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下也会造成巨大损失,何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一,响应更始政权的军队入长安城。初三天明,王莽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退至渐台。将士全部战死。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后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绶带,校尉公宾就见了,忙问是从谁身上拿到的,得知尸体还在后,立即冲进室内砍下王莽的头,王莽尸体立即被争夺的士兵肢解。几天后,王莽的头被挂在南阳宛县市上,这里是更始帝的驻地,也是西汉宗族的重要基地,当地“百姓”纷纷向头上掷石子,甚至有人割下他的舌头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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